李靖不是个蠢人，蠢人也不可能有他那么大的成就。然而时至今日，他却也愈发认识到自己当年做的事情有多么愚蠢，不掺和皇权之争斗作壁上观，固然身家性命无虞，却也使得当时的太子与秦王皆对自己生出忌惮之心，里外不是人。
故而导致了贞观一朝十余年的饱受排挤、投闲置散。
这也就是李二陛下胸怀宽广，若是当初的太子李建成登基为帝，自己怕是早已经被赐死了好多回，子孙家眷也得跟着遭殃……
若是等闲的官员，在权力斗争当中作壁上观退避三舍，以免被殃及池鱼，那倒是可以。然而若是等级到了一定的程度，拥有强悍的力量和影响力，就不是想躲就躲得开的。
就比如眼下之局势，自己虽然幽居府中十余年，但是对于军中的影响力依旧尚存，太子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对自己示以厚恩加以招揽，晋王又岂能看不到呢？
他若是对太子的招揽客气谢绝，回头晋王就会亲自登门。
还是如当年那样不闻不问、作壁上观吗？
倒也不是不行，只是待到将来储位已定，乃至于新君登基之后，就得祈祷着新君能够有着李二陛下一样宽广的胸怀，不会介意如今他李靖的不屑一顾……
房俊有句话说得好：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
什么是江湖？有人、有利益、有斗争的地方就是江湖，朝堂之上更是一个大江湖。
只要身在其中，便很难明哲保身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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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月初一，整座长安城都戒严起来。
距离李二陛下誓师出征的日子还有两天，关中各路军队都已经陆续来到长安城外集结，营帐绵延数十里，城东的灞桥两侧、城西直至昆明池畔，全被连绵的军营所占据。
为免有人伺机捣乱，影响到誓师出征的顺利，京兆府的衙役巡捕以及各个衙门的兵卒在长安城内十步一岗、五步一哨，任何有可能影响到长安城稳定的因素都会被予以拔除，这两日坊市之间因私斗而被关入京兆府大牢的地痞不知凡几。
“百骑司”更是精锐尽出。
各处城门的盘查滴水不漏，任何身份有所怀疑的人都会被予以严查，稍有可疑之处，便会被抓捕起来，由“百骑司”审讯。
长安各个负责治安的衙门夜以继日的忙碌工作，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疏忽懈怠，一旦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出现差错，极有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大清洗，遭受牵连者不可计数。
最忙碌的自然是兵部。
眼下兵部虽然依旧没有征调兵马、决定战略之权，但是全军的后勤工作都压在兵部身上，聚集在长安附近的军队已经超过十万人，每日里巨量的粮秣消耗乃是一个天文数字，需要兵部从各地征集、运输，然后一一分派。
一点点的差池，都会导致一支军队的不满，进而引发无与伦比的恶劣影响。
李治与房俊这两天几乎吃住都在兵部衙门，房俊身为兵部尚书，自然要居中坐镇，负责所有事务的最终定夺。李治作为“检校兵部尚书”，手里的权力没有房俊大，但是需要承担的责任却丝毫不逊涩于房俊。他固然认为房俊不一定会趁机陷害他，可诸多事务都压在房俊身上，人的精力到底是有限的，万一房俊一时疏忽，出了差错可怎么办？
所以他必须跟房俊一起盯着。
李治坐在值房之中，微微侧身看着窗外，整个院子里人影幢幢，所有的兵部官员都脚步匆匆、神情凝肃，手里捧着各式各样的公文，负责着长安周边军队的联络与物资分配。
一股大战之前的紧张肃穆，使得一贯性格洒脱的李治感受到了几分口干舌燥。
这就是帝国机器全速运转之后所呈现的模样，每一个人都是这部机器上的一个零件，看似臃肿冗余，实则不可或缺。任何一个零件的运行偏差，都会导致整体的误差，甚至影响到最高层面。
以往李治并未将东征看作什么了不得的大事，身边的人一直对东征是一种“旗开得胜，马到功成”的论调，使得李治也认为这不过是一场“苍鹰搏兔”也似的战争，双方实力相差悬殊，知道大唐兵锋一至，高句丽顷刻间便会土崩瓦解。
直至此刻，他才认识到原来这样的一场国战，究竟对于帝国意味着什么样的凶险，胜利固然举国欢腾，从此荡平四夷周边再无强国，可一旦失败，或许前隋的结局便是大唐的明日。
喝了口茶水润了润喉咙，李治看着对面坐在书案之后伏案疾书，不断批阅文书的房俊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姐夫，这场东征一定会胜利的吧？”
房俊抬眼瞅了他一眼，没回话，继续批阅手中的文书。
对于李治的习惯他已经有所了解，这位时常将称呼在“越国公”与“姐夫”之间完美切换。称呼“越国公”的时候，就代表着公事公办，毋须讲什么人情，而称呼“姐夫”的时候，则意味着以亲人的关系相处，说话可以随意一些。
这样便可是使得他处处占据有利之地位。
真是一个狡猾的小家伙啊……
将手中的公文批阅完成，合上放到一边，又从案头堆积如山的公文最上面拿起一份，展开看了看，将毛笔在砚台里沾了墨水，想了想，说道：“编读史书，这世上何尝有过必胜之战？以少胜多之案例数之不尽，即便是这高句丽一隅之地，前隋倾举国之兵，不也是折戟沉沙、铩羽而归？所以孙子说‘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’。”
李治迟疑一下，道：“不至于吧？前隋之所以东征失败，是因为隋炀帝横征暴敛，且骄纵自大未将高句丽放在眼中，这才因为轻敌之故兵败。如今大唐上下一心，举国出征，对于高句丽无比重视，怎会重蹈前隋之覆辙呢？”
“呵！”
房俊笑了一声，干脆将毛笔阁下，伸了个懒腰，喝了口茶水，这才说道：“殿下看过《隋书》？”
李治颔首。
房俊啧啧嘴，婉转道：“所谓‘尽信书不如无书’，尤其是史书，可以细细观之用心揣摩其中的圣王之道，却也不能盲目的信以为真。需知道，历来史书皆是由后来者编纂，胜利者去编撰失败者的历史，又岂能绝对客观呢？”
李治蹙眉：“别的史书或许会夹杂着编纂者的个人意愿，但是唯独《史记》与《隋书》不会。太史公铮铮铁骨，魏玄成忠言直谏，这两人的品性千古罕有，岂会有姐夫所言之情况发生？”
房俊捧着茶杯，摇摇头，叹气道：“只要是人，就会有七情六欲，就会有个人喜恶，人非圣贤，没有谁会当真做到完全客观，这是不可能的。”
史书这种东西，看看也就行了，真实的东西从来都不会在史书当中出现。
号称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”的《史记》且不去说，其中主观臆断之处不胜枚举，夹杂了太多的个人情感；单说《隋书》，难道当真因为魏徵的铮铮铁骨，便绝对真实可信了吗？
未必。
诚然，《隋书》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，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。魏徵其人刚正不阿，他主持编写的纪传，较少曲笔，不为尊者讳。如隋文帝之“刻薄”专断，“不悦诗书”，“暗于大道”，隋炀帝矫情饰貌，“锄诛骨肉，屠剿忠良”等情况，都照实写来，了无隐讳。
然而未必公正。
一部著作，代表了编撰者的核心思想。魏徵其人乃是隐太子李建成的幕僚，“玄武门之变”后成为李二陛下团队当中以忠言直谏为特质的代表人物，这样的人性情刚烈、嫉恶如仇，又岂能对待事物以平常心看待？